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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日志

 
 

怒江行之三:边境口岸片马镇  

2013-07-28 00:24:58|  分类: 滇西慢行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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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怒江州首府六库翻越高黎贡山就来到边境口岸片马,祖国的边关是连接中缅两国的桥梁,到了片马就直奔国门想去看看边境贸易的情况,可到了国门看得到是寥寥几个人出入,想象中的边境贸易是这么的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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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马是省级边境口岸,南北西三面与缅甸毗邻。云南真正实施的桥头堡战略就是紧紧围绕周边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做文章,过去的小额贸易已经被国际贸易合作公司贸易所取代,人流量没有以前多可贸易额却是大增,片马相邻的缅甸是森林茂密植物茂盛,主要的贸易的木材,矿石和密枝那附近出产的玉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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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马镇是中国云南省怒江僳僳族自治州泸水县下属的一个镇,位于高黎贡山西坡,西、南、北三面与缅甸克钦邦接壤,东与鲁掌镇相连。“片马”一词来自景颇语,意为“木材堆积的地方”。 片马镇距离缅甸北部中心城市密支那公路全程792公里,是云南省各口岸中距离密支那最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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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面是缅甸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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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边境线上的界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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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缅甸过来的缅甸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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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缅甸国门前的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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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片马还因为在这里曾经发生过有名的“片马事件”,中学的教科书里都能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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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傈僳族最早迁入怒江地区,当在明朝时期。明朝广泛推行土司制度,怒江地区的兰坪、碧江、福贡一部分为木氏下属的兰州罗氏土知州管辖,贡山和福贡另一部分地区为木氏下属的康普土千总禾娘、叶枝上总王氏管辖。清时改土归流,为了加强统治,增设六库、老窝土千总和土舍,隶属永昌府管辖。福贡、贡山属维西守备厅,隶丽江府先后受康普、叶枝土司分别统领。
            辛亥革命以后后,云南地方政府于1916年建立了县一级的机构,推行“开笼放雀”政策,解放了大批家庭蓄养的奴隶,促进了怒江社会的进步。

                    1949年前,傈僳族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居住在云南省丽江、维西、永胜、云龙、兰坪、保山和四川省等地的傈僳族已进入封建地主经济社会。居住在大小凉山周围的傈僳族,已分化出一些中小奴隶主,从事农业或半农半猎。居住在怒江的傈僳族生产力水平低下,铁具和竹木农具并用,以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为主,狩猎、采集为辅,社会分工不明显,手工业和商业还没有农业中分离出来。实行以物易物的交换方法,在碧江、福贡等县出现一些以物易物的初级市场。怒江傈僳族地区的土地私有制已确立,农村阶级有了分化,但有存在着原始的公有制和家长奴隶制的残余。土地制度分为个体私有、家庭共同伙有、村寨及家族公有3种形式,并普遍存在一种伙共耕制“哈米贝来合”,这是一种由公有向私有过渡的土地所有制和耕作的原始的协作形式。16~20世纪初期,怒江傈僳族还存在过家长奴隶制,奴隶被当作家庭成员或养子看待,日常生活与主人略有有差别,社会地位较低,有的奴隶可以赎身为自由民。到1949年为止,怒江地区的家长奴隶制已基本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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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年1月侵缅英军人侵片马附近的茨竹、派赖等寨。1910年12月占领片马,至1927年,又先后占领古浪和岗房。我边防军民在土把总左孝臣、千总杨体荣率领下奋起反抗,打击入侵英军,土把总左孝臣在抗英斗争中牺牲。片马管事勒墨杜扒率领景颇、傈僳、独龙、怒、汉、白等各族人民会同泸水土司,与英军进行了多次搏斗,给侵略军以沉重打击。经过各族人民的抗英斗争,英国于1926年被迫承认片马是中国的领土,但英军拒不撤兵,仍然强占片马。 
    
       根据196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1961年6月4日,缅甸政府把片马、古浪、岗房等地划归中国政府。为纪念这一历史事件,1987-1989年,修建"片马人民抗英纪念碑"及片马抗英纪念馆。纪念碑高20米,碑体由3把剑和3面盾组成,象征汉、傈僳、怒族团结抗英的事迹;纪念馆陈列片马事件历史史料。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为纪念碑题词:"片马人民抗英胜利纪念碑"。1993年公布为云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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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缅界务的最后确定: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实行的和平外交和睦邻友好的政策,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的解决,奠下了良好的基础。1954年,我国周恩来总理参与创导和制定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进一步解决邻国关系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正如周恩来所说:自从中缅“两国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压迫,获得独立以后,特别是1954年两国总理共同创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且以此为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之后,就为解决这个问题(指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中缅边界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两国政府一贯珍视两国的传统友谊和维护两国独立和亚洲和平的根本利益,因而在解决边界问题的时候,既考虑历史背景,又考虑当前实际情况,确定了互谅互让和友好协商的方针。”(注:《周恩来总理在首都各界人民庆祝中缅边界条约签订大会上讲话》(1960.10.2)。) 
            1960年1月28日, 中缅两国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之间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1960年1月 28日在北京签字,2月19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批准,5月12日经缅甸联邦总统批准,于同年5月14日在仰光互换批准书。)。1960年10月1日,中缅两国签订了边界条约(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1960年10月1日在北京签字,12月20 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批准,12月29日经缅甸联邦总统批准,于1961年1月4日在仰光互换批准书。)。这样就完满解决了两国之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 
          中缅边界条约全部划定了中缅未定界线。在确定边界线时,本着友好协商,互让互谅的精神,既要考虑到历史上传统的习惯线,也要考虑到片马、班洪地区曾掀起过反英入侵的民族感情,还要对某些不合理的地段进行局部调整。这样,在中缅界务北段,片马、古浪、岗房地区划归中国;在中缅界务中段,废除缅甸对猛卯三角地的“永租”关系,划给缅甸,作为互换;在中缅界务南段,将班洪、班老部落在“一九一四年线”以西的辖区归还中国。接着,在1960~1961年间,两国对中缅边界全面勘察定界,树立了永久性界桩。中缅边界条约的签订及其随后的勘界,成功地解决了两国的边界问题,为此后与其他邻国解决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开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为了庆祝边界条约生效,中国政府通过缅甸政府所指定的官员,向居住在中缅边界附近大约120万缅甸居民赠送240万米花布和60万个瓷盘;缅甸政府则通过中国政府所指定的官员,向居住在中缅边界附近大约100万中国居民赠送2千吨大米和1千吨食盐。 
           中缅边界的最后划定,为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相处,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这也是中国处理与邻国边界问题的成功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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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片马遇上昆明安宁八街的唐师傅,为人热情善良和蔼可亲,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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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个世纪以前,1942年5月至1945年8月,在中国西南部,中美两国人民并肩抗击日本法西斯,由此展开了一场特殊的较量,开辟了一条被称为“驼峰航线”的国际战略空运通道,投入飞机2000余架,在云南至印度汀江开辟了世界航空史上最惨烈的一条“死亡战线”,为中国抗日战场运送80余万吨军用物质,其间,共有609架飞机坠毁、近2000名飞行员牺牲。至今仍有许多坠机残骸散落在高黎贡山一带。

    在中国抗日航空烈士的三十块纪念碑的六十面上,一共刻着三千三百个烈士的名字,其中有二千二百个美国人,这些年轻的美国飞行员,把他们年轻的生命献给了中国的天空。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对他们表示崇敬,他们什么都没有留下,唯一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只有纪念碑上这些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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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马事件相关资料:
            从片马事件到班洪事件--中缅边界历史沿革问题 事件发生后,腾越镇总兵张松林、署腾越同知杨均“闻警,派兵往援,并饬不准越界追击,英军始退出界外。适提臣冯子材查阅营伍至腾,臣即电请提臣督同镇厅妥为布置防务,绅民亦请留提臣暂驻腾越,以资镇摄”(注:《清季外交史料》,卷152,第250页。)。英军退至拖角后,腾越厅致电密支那府,抗议英方派兵烧杀抢掠中国内地及其居民,并根据伤亡人数和人名,详细造册。   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竟致函清政府说,两国发生冲突的地方是在“缅甸界内”,并且威胁说:“边界迤西倘遇他国兵队,不能不立行驱逐。”此后界务交涉,文牍纷争不绝,都未取得什么结果。英方坚持以高黎贡山分水岭为所谓“天生极妙界限”,企图把“暂时从权之界”变为“滇缅确实之界”,并进行威胁:“近三年来,英员于该处情形,略悉梗概,查明最妥易识之天然界线,乃系自东流和恩买卡河即小江诸河之分水岭,此界先视为暂时从权之界,现奉本国政府训条,转致贵国政府,如之定妥,于未定妥以前即拟视为滇缅确实之界,若不守此界,滇省派兵逾越,恐有与英兵相触之祸。”(注:档案资料,未刊。参见拙文《片马问题研究》,云南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集刊》1985年第2 期。)   清政府坚持不同意英方的要求,主张双方派员会勘中缅边界。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日(1905.3.7),清政府委派署腾越关道石鸿韶与英方委派的驻腾越领事列敦,在腾越的古永街相会,上界查勘,到五月初勘毕。此次查勘,石鸿韶坚持“现管小江边”,因而应顺小江边直勘至小江源,抵板厂山。列敦则要山明光河直上高黎贡山,循岭北往西藏,凡水归龙、怒二江者,概归滇;凡水归金沙江者,概归缅。(注:龙江、怒江分别指龙川江、怒江。金沙江,即伊洛瓦底江及其支流恩梅开江、迈立开江。)列敦意见,实际上是要在尖高山以北,以高黎贡山为界。这样,片马、岗房、鱼洞、茨竹、派赖等寨,就要划入缅境。石鸿韶据理以争,出示有关证据,说明这些地方归中国管辖,中国委任的抚夷官有道光年间的兵部扎付。列敦理屈词穷,表示愿山缅甸政府出印洋4 千元,作为补偿,交与中国官员转发各土官;而且,缅甸政府还愿出印洋1500元,援照猛卯三角地成案,永租这块土地。清政府当然不能同意。然而,列敦以石鸿韶愚懦可欺,所有勘察,事实上全在中国势力管辖内进行,而且大部分还在尖高山以东、分水岭丫口以南、高黎贡山以西打转。这种“会勘”的结果可想而知。不过,对会勘所绘之图,双方注明,彼此无划定之权,不能作为划界之凭据。列敦所提出的界线,后来称为“紫色线”或“高黎贡山线”,即以高黎贡山分水岭为界。石鸿韶所绘之界线,后来称为“绿色线”,大体上是以小江为界。虽然石鸿韶提出的“绿色线”与列敦所提出的“紫色线”不同,即将片马、派赖、茨竹等地划入我国境内,但是小江以外的土地却完全置之不顾。这样,“国人咸咎石鸿韶勘界失地,贻误边疆,内外滇人,一致呼吁。石因此革职。”(注:尹明德:《滇缅界务北段调查报告》,1931年腾冲版,载《永昌府文征》记载第6册,卷30。)   英国政府根据列敦的报告,要求清政府以高黎贡山线(“紫色线”)为界,以便“和平商结”。清政府则认为,列敦、石鸿韶的会勘,“直是分割华境”,因而要求“另行派员勘办”。此后,清政府外务部又提出了“蓝色线”,此线实际上以恩梅开江为界;云贵总督依据洋务局的意见,提出了“黄色线”,又称“扒拉大山线”,实际上是以恩梅开江以西之扒拉大山为界;此外,1900年清政府总理衙门还提出过一条“红色线”,此线界于小江和恩梅开江之间。蓝、红、黄、绿、紫五色线,即清末提出的中缅北段边界的“旧五色线图”。   这一时期关于中缅北段边界会勘与交涉的范围,已经不是薛福成所说“拟与英分界”的“野人山地”。也就是说,已不是条约所指北纬25°35′之北的不属于缅甸的土地,而是山中国治理的并为当地土司、土官所世守的地区。英国侵略者不仅侵占了北纬25°35′以北的不属于缅甸的土地,而且更重要的是,进一步侵略高黎贡山以西确实属于中国的土地。清朝方面提出的“五色线”中的红、黄、蓝、绿四线,没有一条是画在恩梅开江以西地区;而英国方面提出的“紫色线”,却绕过清政府所治理的小江流域,伸入到中国内地,将线画到了高黎贡山上面来了。尽管如此,中缅北段边界仍未划定,悬案仍未改变。宣统元年(1910),保山县属登埂土司与所辖片马地方的汉商徐麟祥、伍嘉源等发生的冲突,是片马事件的导火线。   徐麟祥,今腾冲县明光乡徐家寨人:伍嘉源,今腾冲县城关人。他们历年在片马一带贩卖杉板。光绪三十一年(1905),石鸿韶勘界至片马,令登埂土司整理“团务”,登埂土司为此在片马设立分团局,并委徐麟祥为片马团首,代土司在片马地区收杉板税。其后,由于徐麟祥因事被土司革职,怀恨在心。宣统二年(1910),山于登埂土司与徐麟祥等人因杉板税收问题发生争执,徐麟祥竟派人向缅甸英方求援。英国却认为有机可乘,准备以此为借口,无理干涉内政。   1910年11月下旬,英国决定派驻密支那府官郝滋上校, 亲自率兵1千余人,驮运弹药骡马2千余匹,山弗罗上校指挥,到昔董待命。 英国驻腾越领事娄斯亦到昔董,共同会商侵略事宜。1910年12月26日,英方先遣部队百余人,驮马50多匹,驮载弹药、锄、锤等物,沿恩梅开江进抵拖角,并在拖角建筑储粮仓,抢修道路后, 向片马进发。3天以后,英军大部队2千余人,驮马2千余匹,以及修路工人、赶马工人4 百余名也相继来到拖角。并经盐井坝、把仰、毛绞,渡小江至独末、笼蚌、官寨、噬戛,再东渡小江,于1911年1月4日抵达高黎贡山西麓的片马,设营驻兵实施军事占领,并分兵驻扎鱼洞、岗房。同时,英国侵略军焚烧了在片马的汉学堂,赶走了教师姜光耀。英人记载情形是:“英兵山缅甸出发,经两月之久,中途小心惕虑,怕遇抵抗,沉着向片马推进。一面又听得谣言说:中国要打仗。实际此谣言仅由一品性谨慎之中国教书先生所流传。英兵到时,请此乡学究出面。此乡学究从容不迫,待半点钟之后,方缓步出来,鞠躬如也的见英官,对之曰:‘我们要你即刻离开此地。’乡学究应之曰:‘唯’,即束装跨过片马,回中国而去。英军遂进片马,占领其地。”(注:杨体仁:《英人经营滇缅边境之史实》,载《永昌府文征》记载第7册,卷36, 第7~8页;华金栋著:《缅甸极边》,1921年。)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片马事件”。   
           英军入侵片马遭到当地傈僳族、景颇族人民猛烈的反抗,为首的是傈僳族头人勒墨夺扒。勒墨夺扒曾与片马各族人民一道,多次进行反英斗争。光绪三十四年(1908)、宣统二年(1910),英国驻腾越领事列敦,曾两次以贿赂收买勒墨夺扒,都遭到了断然拒绝。这一次英军大规模入侵,更激起了勒墨夺扒的愤恨,他毅然联络头人姚中科,率领各族边民,与英军进行了“誓死不屈”的斗争。当英军进入古浪大寨时,勒墨夺扒领导的100多人的抗英队伍,身披蓑衣,手持弓弩, 伏击于古浪寨旁的丛林中,打死了一名英军军官,英军狼狈南逃(注:见《片马烽火》,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英国入侵片马的消息传入祖国内地,舆论沸腾,人民纷纷集会游行,要求清政府出兵,收复失地。云南省城昆明各界组织“保界会”以为政府后援,云南省咨议局推举周钟岳、李曰垓为代表赴京,向外交部请愿,要求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同时力争收回七府矿产(注:周钟岳:《惺庵回顾录》,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168页。)。云贵总督和清政府都向英国当局提出了严重交涉,但却未能派兵前往片马。坚持在片马地区第一线斗争的是怒江两岸的傈僳、景颇、彝、白、汉等族边民,他们汇集了400 多人的抗英弓弩队配合泸水县属各土司派出的民团100多人。   宣统三年正月(1911.12),弓弩队分南北两路向片马挺进。 由南路进军的200多人,登上高黎贡山。经过古炭河直奔片马丫口。 从北路进攻的弓弩队也有200多人,凌晨碰上英军巡逻队, 傈僳族神箭手褚来四射中一名英军军官的眼睛,英军乱作一团,被迫退走。  
         由于清政府只提出外交抗议和严重交涉,未派军到片马前线,英军未遇到严重阻力,因而在占领片马、古浪、岗房以后,从1911年底到1913年间,先后派兵向北占领茶山地及俅夷地,并于1913年山坎底(葡萄)分兵两路一路向东北,直趋窝门、木刻戛,进入独龙河下游;另一路向东侵入拱路、扩劳铺。这时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旋即被推翻。辛亥革命后成立的云南军都督府派遣第二师师长李根源到滇西,处理滇西问题。李根源又遣怒俅殖边副委员长何泽远率殖边队进入独龙河下游(与恩梅开江汇合处)的乐玉池,同英军遭遇,双方激战甚烈。殖边队无后援,虽经苦战,仍处劣势,何泽远战死,军队全部退回贡山(注:《民国初年殖边队进驻怒江碑文三篇》,见《怒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这是英军入侵片马后遭遇到我正规军的首次严重抗击。至此,郝滋率领的英军控制了片马、坎底(葡萄)等广大地区。

  片马事件说明,我国各族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和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决心。片马事件以后,虽然英国在片马地区设立兵营,实行武装占领,并设官治理,然而,由于云南各族边民的反抗,全国人民的抗议,加上清政府和民国政府都不承认英军对片马的占领,这就为我国后来最终收回这一地区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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