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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萧雨:盖棺论定华国锋  

2016-11-21 22:24:58|  分类: 毛泽东思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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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沉默的麻雀《萧雨:盖棺论定华国锋》

萧雨:盖棺论定华国锋 - 沉默的麻雀 - 沉默的麻雀的博客
 

盖棺论定华国锋
作者:萧雨

华国锋与他相关的历史公案如今已经十分清楚,他所参与而引起中国社会变化的事件也已明朗。对于华国锋应可盖棺论定了。

一、是华国锋篡党夺权,不是四人帮篡党夺权

毛泽东逝世(1976年9月9日)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逮捕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等所谓“四人帮”。中国社会主义历史从此改写。十年文革一朝尽废。此一事件成为中国共产党从革命转为反革命的分水岭。

逮捕的理由是四人帮企图“篡党夺权”。但现在,事件真相已经十分清楚,篡党夺权的不是四人帮,而是华国锋。“篡党夺权”这四个字十分恰当:华国锋以阴谋政变的方式夺得了最高权力,华的篡位,也根本篡改了党的性质,这个共产党已不是原来的共产党,已从革命共产党变成争权夺利党。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说法,从出笼的第一天就没有说服力。当时公布的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证,后来的人可能不清楚。以下是1976年12月中共中央中发字第24号文件,王张江姚专案小组所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第四部分有关毛泽东主席去世后王张江姚“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罪证”:

1、四人帮对毛泽东毫无感情,丧心病狂地迫害毛主席;
2、毛主席刚去世,四人帮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中央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权;
3、江青盗骗毛主席的文件;
4、江青为实现她当中央主席的野心大造舆论;
5、王洪文私拍准备上台的“标准像”;
6、四人帮制造谣言,刮阴风、烧阴火、煽动反对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
7、四人帮阴谋镇压和杀害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
8、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伪造“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大造舆论;
9、四人帮在上海的一小撮余党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

这就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九大罪状!其中第9项是指四人帮已被逮捕,上海知情后的发展(现在已有当事人的回忆录)是逮捕四人帮事后的反应,其他均可列为“腹诽”或“莫须有”罪名,没有任何可以称为“证据”的,都是政治性的栽赃,同篡党夺权风马牛不相及。

现在让我们看看其中讲得严重无比的是第8项,即“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伪造“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大造舆论”到底什么回事。其所指是登载在10月4日光明日报以“梁效”的一篇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动员令。其指控的根据为:“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把毛主席对华国锋讲话原话加以篡改,原话是“按过去方针办”。这个“动员令”,到底动员了什么人做什么事,谁也不知道;“按既定方针办”同“按过去方针办”的分别何在,大概也是没有人说得清楚,这样的“罪证”举出几万件都很容易,而以此为名义居然可以私自逮捕中共中央政治局中主要的四个成员,也未免太笑话了。但笑话并不可笑,在这个笑话中,千万人遭牢狱之灾,甚至人头落地,更不要说国法、党纪的践踏无余。“动员令”的“发起人”,即以梁效为名的实际撰稿人范达人因此被关经年。他出狱后写了《文革御笔浮沉录》一书,将光明日报文章的来龙去脉都写了出来,只不过是是“梁效”(北大、清华两校写作组)成员自行商定由他执笔,“这篇文章的写作经过就是如此,并非江青或迟群、谢静宜”授意“。范还揭露,在“按既定方针办”或是“按过去方针办”的咬文嚼字,是华国锋玩的文字游戏。“按既定方针办”本是华在1976年8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的讲话,并刊载于新华社“内参”。9月16日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的联合社论,以粗体刊出。华当时并没有表示异议,直到9月30日乔冠华在联大演说中引用,华才提出同原话错了三个字。也就是说,两个讲法,皆出于华一人之口!这两个说法那里有任何“路线”不同,不过却反映出华是到了布置政变时,才提出作为藉口。后来,彭真负责处理四人帮案件时也表示过,“过去方针”和“既定方针”没有什么不同。

等到后来邓小平组织审判四人帮时,四人帮的阴谋夺权内容变成迫害老干部、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换成同样可笑的另一种政治栽诬,但也表示华国锋所讲的“篡党夺权”失去时效了。


二、谁参加了逮捕四人帮事件

逮捕四人帮是武装政变,“篡党夺权”的是华国锋而不是四人帮这一点已无疑问。疑问如今转向另一个问题:到底那些人是政变的参与者?

汪东兴一人负责执行

三十二年来,述及逮捕四人帮经过的回忆或报道有两类:一类出自当时执行者;另一类涉及事件的策划。第一类说法非常一致:逮捕四人帮的全部行动都是汪东兴下令中央警卫8341部队执行,执行者事前都不知情,只在当天接受任务时才知道是干什么。由此得出结论:逮捕四人帮的实际执行者是汪东兴,没有别人参与。那是否有其他的军事部署呢?从所有的叙述、高级将领的回忆录(多半是旁人执笔),包括有关叶剑英、李先念这两位被认为是事件关键人物的诸多文字看来,也都是汪东兴一人所为,并没有其他军事部署。

那么,除了叶剑英李先念以外,有没有任何元老级的人士参加了事前的筹划呢?应该没有。理由是:第一,除了叶、李,包括邓小平、陈云、王震等在内,他们自己,或替他们写文章的笔杆子都没有把他们同华国锋连在一起,只把老干部同叶剑英连在一起。第二,政变要求保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没有必要事前到处拉人、通知,更没有必要搞许多人筹划。中央政变的做法不需要军队没有必要事先通知,更不会请来参加筹划。所以,党政军的元老功臣和高级军事将领事前都没有直接参加。当然,这不排除他们事先可能得到了一些暗示或受到了试探。

所以,直接知情的,推测只有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李先念四人。

李先念没有参与

首先看李先念。李先念的角色引起最多的猜测。四人帮逮捕之后,李先念的地位并未特别上升;而到了邓小平再度上台,李先念实际是有名无实,名义高了,但重要性下降到无足轻重。后来,一些宣扬李先念的文字,将李先念写成来回在华国锋和叶剑英中间穿线,十分积极。这个说法,被两个来源所否决。一个是由王震所支持写出的署名范硕的《叶剑英在1976》(这本书是后来所有有关逮捕四人帮事件的原始根据);另一是李先念的访谈记录(大概是唯一的李先念自己的讲话)。李先念并没有明白承认他的积极参与,这就引起对李先念参加与否的质疑。

而支持李先念参与说的,最具有官方权威的是《李先念文选》注释中一段话:“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9月2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好。9月2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

另一则是张根生于1999年直接询问华国锋有关逮捕四人帮事件华的说法:
“我于9月1O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为提防“四人帮”察觉,李先念于13日借去北京市植物园的名义,然后突然转向前往西山。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正式交换了对当前时局和对“四人帮”的看法,并转达了我的意见和派他来的意思,表示了看法和态度,但并未深谈。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我还亲自和叶帅直接取得联系,交换看法,作准备工作,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并找了汪东兴谈话,思想也完全一致。而且还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要挑选可靠人员。”

两个讲话是同一件事,但时间不同,可能华国锋记错了,也可能张根生写错了,时间应该是9月24日。但李的参与到此为止则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李先念只是替华国锋试探叶剑英的态度,并没有结果,其作用是导致华、叶的再次密谈,决定逮捕四人帮,而李并未在场,后来坐镇怀仁堂逮捕四人帮的也只有华、叶二人。应该说,李先念只替华同叶交流,看看叶对华的态度,内容同四人帮大概也干系不大。对逮捕四人帮之事,李不知情。《李先念文选》的注释和张根生访问华国锋的谈话,都是将李的试探作用夸大为参与,意在拖李下水,标明当时四人帮的孤立。其实,李先念是1975年11月批邓的直接导火线。毛远新向毛泽东谈了邓小平抵制文革的态度后,李先念向毛泽东报告邓小平"有些讲话味道不对,似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才让毛发动批邓,并要李先念主持邓的检讨。李是支持文革的,同叶、邓不是一党,也不是阴谋的参与者。但邓是睚眦必报,对李一直不谅解,李在邓之下只是韬光养晦自作好官混日子而已。

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三人筹划

现在看叶剑英的角色。叶名为元帅,并没有带兵打仗的本事。他原是张国焘的手下,因为预先向毛泽东警告了张国焘的阴谋而立功。国共和谈时在周恩来下面负责同国民党谈判。解放战争中一、二、三、四野他都不是,三大战役都没有他的份,他只是出主意的参谋。所以解放以后的十大元帅中他是最后一名,他在党内的地位也一直垫底。到了文革以后,其他老帅都靠边站,特别是林彪垮台他才成为军委副主席,地位猛升。由于过去同周恩来的关系,他被一些周派看成自己人,但这其实都是在周恩来病重到去世时他的表演和自我宣传,周从来也没有保荐过他。他的本领是明的不行,暗的在行:挑拨离间,暗放谣言。四五事件上,他的做鬼被毛泽东识破,以养病为名取消了他的一切权力,包括出席政治局会议的资格。叶手下没有兵将亲信,他也没有这个胆魄敢搞政变。叶当时的处境相当坏,同邓一样,已经是孤家寡人,而且受到监视。毛去世后,军政元老都在观风色、互相摸底,但群龙无首,无所适从。元老派之中,因为只有他还保留中央要员的名义,旁人也在观察他的意图,但并无实际谋划。后来,有关这些元老在毛泽东去世后互相通气的说法上门,天降机遇。可以猜想,叶立即抓住时机,鼓动华同四人帮摊牌。从关于叶、华、汪的叙述中,逮捕四人帮一事从决定到行动不会超过两三天。叶是参加了决定的。但主意谁出,并不清楚,事后三方面都没有声称主意由自己单独提出,可以推论为是三人同时在场时共同的决定。

再谈汪东兴。汪东兴负责中央警卫,地位上升也只是文革期间,从来不被认为是一个政治角色。但是,他在林彪和陈伯达的庐山会议上,在恢复林陈搞出的国家主席事件上,表现最积极。由于汪负责毛泽东警卫的身份,他的发言在会上造成所有的人认为恢复国家主席是毛泽东的意思,而反对恢复国家主席职位的就是反对毛泽东,形成会上的巨大风潮,要“揪出”反毛分子(指张春桥)。后来是毛让周恩来出面才扭转了局势。这就是在毛泽东讲话中经常引用的“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的庐山会议。这个会议,改变了议程,变成批判陈伯达的路线斗争。从批陈牵出批叶群,不点名批林,直到林彪让他的儿子搞五七一工程、暗杀毛泽东不果,最后是林彪逃跑坠机。这就是引起中外震动的的林彪、陈伯达事件。汪替林彪打了第一号前锋,政治上的错误是极端严重的。后来毛泽东保他,以检讨了事。他的检讨是上了陈伯达的当。但汪的积极表现其动机很难用上当来解释,多半他是想要仿效陈伯达向林彪讨好。林彪在九大被指定接班是写在党章上的,陈伯达看准了这点,九大后立即向林彪紧靠,以恢复国家主席来提高林的地位和使林彪的势力力从军权扩张到政权,凌驾在周之上。汪东兴看来也是投这个机,他明明知道毛已经表示过不要设国家主席,设了他也不会当,但还在会上如此积极,当然不是忘了毛的意思,只是不了解毛讲话背后的严重性,反而认为这是表现支持林彪的大好机会,赶忙冲到前台。虽然毛不计较,但汪出头替林彪打击张春桥、江青所犯的重大错误,就难保在毛去世后不再被提出。所以,当华国锋坐立不安时,汪东兴是有理由向华靠拢的,而汪也是当时唯一掌握中央警卫可以实行政变的人。所以,包括汪东兴自己讲话在内的有关汪所扮演的角色的直接间接叙述中,不是把李先念当作华、叶的牵线人,而来回牵线的角色是汪。这个说法比较可信。

最后分析华国锋。照后来华的做法判断,华是一个既无本领又无胆魄的人,怎么会采取这样的冒险行动呢?其实很容易了解:利令智昏。天安门事件之后华国锋的地位一下变成除毛泽东之外的最高权威。其权力之大和地位的尊贵、名声的显著都不是过去的华国锋所能想象的。这个位置一坐上就不愿下来了。所以,毛泽东去世后,别人还在悼念毛泽东,华国锋心想的,就是如何能接毛泽东的位置。但华的能力和声望,远远不能同张、江等相比,因此一直有被压抑的无能感觉。原来已有的毛泽去世后中央实行集体领导的共识,在他看来,是他一人对付王张江姚四人。毛去世后的所有重大决策,不管是处理遗体问题、毛远新留北京进中央问题、甚至如何“照既定方针办”等问题,华的意见都是少数。这个情形,别人看不出,只有有心人汪东兴看得出,如此形成华汪同盟。华汪不足以稳住大局。当时中央军委的权力在陈锡联手中,叶已失势,照说要拉拢军方最好是拉拢陈锡联。但华汪并没有拉拢陈锡联,反而拉拢靠边站被监视的叶剑英,他们晓得文革派眼中四人帮占有当然领袖地位。所以,他们寄望于叶剑英。根据后来汪东兴方面的说法,华同叶没有关系,是汪提出叶剑英;据华方面的说法,是华自己想到叶剑英。到底是谁想到叶并不重要。不过比较各种说辞和分析华的性格能力,可能汪东兴提议的成份较大,汪在政治上的投机眼光比华高明一些。

总之,政变的策划先是华汪结盟,然后拉拢叶剑英,事前只有这三人知情。所有其他说法都不免夸张。


三、逮捕四人帮的后果:文革瓦解,共产党变质

逮捕四人帮是中国政坛的九级大地震,十年文革,一朝倾覆。

今天,一般人对于四人帮的印象是,他们巴结毛主席、反对老干部、反对周总理,很不得人心。这只是在逮捕四人帮后经过三十多年的反复宣传下的歪曲,不符事实。关于四人帮(特别是江青)同老干部同周恩来的关系,留待以后有机会另文分析。至于四人帮在当时群众中的声望,他们甚得人心,这是当初文革参与者的共识。江青被造反派尊为文革的旗手;张春桥被目为继承毛、周;王洪文是工人阶级的造反领袖;姚文元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笔杆子。不仅国内,在全世界,他们都被认为是未来中国革命的希望。虽然,邓小平复出后在周派中离间挑拨,之后周恩来去世又经四五天安门事件,他们的声望受了损伤,但局限在部分干部和干部子弟层面以及一些误信了流言的周派。在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文革造反派中,他们的声望还在上升。

总之,经过十年大风大浪,从头到尾坚持下来,通过了文革考验而上升到中央接班地位的,就是王张江姚。在林彪被指定为接班人的1969年九大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已上升到中央的接班地位;林彪事件后,林彪系统全盘瓦解,等到1973年十大召开时,最突出的就是王洪文地位飞升到仅次于周恩来的党副主席;同时进入中央的陈锡联、华国锋、陈永贵、纪登奎、吴桂贤等,形成新的中央接班人。但在声望、能力和文革所起的作用和群众的尊敬程度而言,王张江姚四人是当之无愧的文革一代接班人的总代表。

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后,江青、张春桥等四人,实际就是文革的标志。四人帮被逮捕,其实就是文革的旗帜被砍倒。在九大、十大上台的新的党的接班人(老、中、青三结合)的中青部分,虽有两派的对立,但全是文革起来的新秀,都是造反派。在造反派中,也许有激进和温和的倾向,但四人帮是他们共同承认的领袖。当北京传出逮捕四人帮的消息后,全国陷于混乱,茫然无主;不仅中国,全世界围绕毛泽东的中国和文革所形成的与美苏鼎立的社会主义革命阵营也陷入全面的混乱。国内外一样,每个亲中国、支持文革、尊崇毛泽东的党、派、团体都立即一分为二。中国革命阵营和国际革命阵营的大团结立即转变为大分裂。这个分裂,导致中国全面走资复辟和全球社会主义革命势力的大瓦解。

毛泽东的基业摧毁

华国锋能稳住这个土崩的形势吗?不会。他所关心的是如何为自己的行为掩饰,如何清除四人帮的势力。也就是说,华以巩固自己权位的方式急速摧毁毛泽东创建的基业:

第一,逮捕四人帮后,中央宣传机构摇身变成一个造谣机器。正式的文件、报纸上,尽在一些不相干或莫须有或任意编造的所谓“罪证”上作文章;私下更是侮辱江青等的卑鄙小道消息和各种各样的政治谣言,特别是如何迫害周总理的政治谣言。这些谣言一出,国内的右派谣言和美国、香港、台湾的反共谣言就乘机泛滥,谁也无法分清真假,中国共产党的信用也从此走向破产。这个造谣方式,后来就成为zgzy的主要宣传方式,在邓小平发动的批毛贬毛中更变本加厉的出现,有关毛的谣言几年都没有停过。

第二,华为了彻底清楚四人帮的势力,全国所有的文革造反派都成为被整肃、镇压的对象。因为四人帮是从文革一开始直到毛去世后的中央领导。除了毛、周外,他们就是文革造反派的代表,周本人没有派系,他所领导下面的干部,形成一个所谓温和派的周派。所以,清除四人帮帮派分子,其实就是清除文革的造反积极分子,再加上派系上报复,在文革中的两派恩怨,就形成了一派对另一派的报复。当然,文革后期复出的高级干部,在此一时机也要对文革分子实行报复。文革派在位的大量下马;不在位的大量被关押,甚至处死。清算四人帮的镇压行动对造反派的打击报复,不会低于后来的邓小平、陈云的清除三种人运动的程度。文革造就的后一代革命派,就在这两次打击下万劫不复。


四、沐猴而冠:叶剑英、陈云和邓小平联手耍弄华国锋

从1976年10月6日开始,到1978年12月的三中全会为止的两年,就是华国锋的倒台史。叶剑英、陈云和邓小平先后上台演出一场政治上猫吃耗子剧。剧中,叶扮红脸、陈邓扮白脸,一软一硬,一保一逼,把华国锋夹在中间戏弄,直到彻底收拾。

叶剑英是极端狡猾的人,政变前,他是空头结盟坐以观变,政变后他就立即成为政变的主角和华的军方后台,把军权完全把持。表面上华是军委主席,实际上华就成为叶的傀儡,叶成为华的保护人。叶剑英看透了华的居心,将计就计,帮华演出黄袍加身的闹剧。利欲熏心的华,一下身兼党主席、军委主席和总理,志得意满到要打扮成第二个毛泽东。改穿军服,连头发都理成毛的形式,还发表洋洋数万言的马列主义理论。试问,华有何战功,能同毛泽东看齐?华有何理论,能放言高论?沐猴而冠,只是留下历史笑柄。

于是叶先将过去的元帅功臣拉在一起,一一复居资深元老地位,华和汪东兴以及其他的政治局委员(都是文革起家的)虽有名位,但资历太浅、政治经验缺乏,而且被叶所裹胁,在党内政治运作上立即陷于被动。

接着是陈云出台。陈在党内的资历比邓叶还高,从来立场保守,在1962年的经济恢复时期,他因为夸张财政的危机而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一直靠边站,因此受文革冲击不大,在文革后期复出,但本于其一向保守的立场,内心对文革对四人帮是深为痛恨。陈以其党内的资深地位,反对华国锋的“继续批邓”。华以批邓起家,当然不愿邓再度出山,又不知如何应付,畏首畏尾,十分被动。叶以和事佬的方式,替华打圆场。一硬一软下,以邓书面表示“永远支持华华主席的领导”的方式,让华同意。对邓而言,他过去早作过“永不翻案”的表态,但上台后立即从事翻文革的案。故伎重施毫无困难。华只要能保留自己的至尊地位,置原来同伙的汪东兴汪等的反对不顾,真的梦想邓会尊他为头头。华已经让步,其他政治局的人那能表示异议,于是邓小平在1977年下半年复出。邓是复辟势力的主帅。邓的出山,所有的复辟势力立即壮大。胡耀邦和胡乔木成为邓在组织和思想的两大打手。仿效陈云第一次的手法,邓和陈提出替刘少奇和其他文革定案者恢复名誉。华这次更加被动,他和汪被逼到角落,提出“两个凡是”作为抵制理由。其实又落入邓陈的算中。他们本来就不把华看在眼里,倒华不过是手段,贬毛才是目的。“两个凡是”立即成为攻击的把柄,胡耀邦组织对“两个凡是”发动批判,出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所谓“理论”论战,其实是以非神化开始,制造批毛的舆论。华在面对两个凡是的攻击时,邓、陈进逼:汪东兴应对“两个凡是”的重大错误负责,需要检查并下台,否则华本身的位子难保。在邓陈的逼攻时,叶又扮演替华说话的角色,让华下台。于是华又一次以保位出卖同伴,牺牲了汪东兴。这就是1978年的两件历史大事:真理标准的论战和年底的三中全会的召开。三中全会的召开,不过是代表邓小平在党内的大权在手。华虽然还是身兼党和军委主席,只是邓陈为了布置最后的批毛,觉得华还可以当贬毛的靶子利用而已。华的失势,外人都可察觉。因为在三中全会的召开的同时(78年底到79年初),是中美建交的达成。78年底建交谈判定案,中方是由邓小平一人说了就算,华国锋根本被排除在谈判之外。79年初建交后访美的是邓小平而不是华国锋。但是,华国锋的两个主席位置是到1980年底的12月5日的政治局第九次会议上被解除。根据党的程序,党主席是不应该在这样的小会上解职的。华的解职也并不是他的志愿,而是邓陈已经觉得他作为贬毛的靶子作用结束,没有必要再保留他的虚名,因为明年1981年邓就要展开党内的大批毛,即《关于历史问题的若干决议》的出笼了。从三中全会到华解职的一年中,华又抛出了陈永贵,而且承认了文革是“空前浩劫”。

华国锋的得意时日也确实短暂。他摧毁了文革,也摧毁了自己的立足点。


五、华国锋利令智昏

后人分析华国锋的夺权和倒台历史,第一个反应是,他怎么如此不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他怎么连这个常识都没有?

首先,就76年当时的情况来看,4月的天安门事件的发生,就表示文革和反文革的两军对垒,到了摊派的时候。四月五日当天在天安门的烧、打闹事,人数不多,解决也并不困难,民兵手无寸铁就将闹事者制服。但毛泽东却亲自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毛的深刻之处,就是看出此一事件所反映的是受到文革致命打击的元老走资复辟势力垂死前的最后一搏。在邓小平的再度被批判后,复辟势力在党内翻文革案的冀图破灭,不得不采取铤而走险的方式。周恩来去世后,社会上有关中央的谣言四传,究其内容的来源只有上通中央者才可能造出,其传播的积极和广泛也显然是有政治目的,而四五当天在天安门闹事的,多是有干部和军队背景的,其中不乏高干子弟。闹事的口号,也是针对中央文革的王、张、江、姚。这当然是有默契有后台的。毛不仅撤除邓小平一切职务,而且让叶剑英病休。一政一军,复辟势力的两个头目都被缴械了。所以,在中央发出的人民日报社论上,姚文元就公开点名邓小平为事件的总后台。这一事件的较量,因为毛泽东还在,正像文革以来的其他较量一样,都是以复辟势力的惨败告终。但是,也正像文革以来的其他各个回合一样,也反映出复辟的势力不死,还蠢蠢欲动。邓、叶的下马,当然是文革派的一大胜利,但胜利的果实却由华国锋捡得。毛对四五事件的处理,让外人差异的是,华国锋出了头,成为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华在中央负责的是公安,并不是重要政治岗位,如何能平步青云,只有一个解释:复辟派采用的挑拨手法,确实造成了裂痕,毛泽东为了安抚军政元老和文革派中的周派,必须找一个没有棱角又不被指为中央文革者作为缓冲。当时的中央,同原中央文革成员没有牵扯又不是激进造反派的,只有华国锋。这不仅是毛的想法,也是其他人的想法,后来有说华的出头是江青建议的,也有些道理。

华以四五事件出头,当然十分清楚反文革的势力不会罢休,也当然知道多数的军政元老对文革并不服气。所以,一旦毛去世后,复辟的势力会卷土重来。问题是,华自己要站在那边?任何一个能思考的人,不管其政治立场如何,如处在华的地位,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只能站在文革派一边,不能站在复辟派一边。道理很简单:复辟的势力起来,靠文革起家,特别是靠四五事件起家的华国锋,怎么还会保持高位?复辟势力的所以复辟,就是要夺回他们自认被剥夺的权力,怎会容忍抢去他们权力的文革新贵,更无论尊华为领袖了。如果在文革和复辟两派中不能选择复辟派的话,就不会依靠复辟派而要同文革派站在一边共同应付复辟势力的反扑了。所以,毛在天安门事件后所作的著名的关于死后“腥风血雨”的交代后事的讲话,是把当时在台上的文革派看成同在一条船上,需要共同对付即将到来的“腥风血雨”。那里晓得,真正翻船的,不是复辟派,而是华国锋!

其次,即使政变,也不要找叶剑英这个老狐狸。叶已经被毛泽东点出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之一,找叶入伙,替天安门事件翻案,替邓小平翻案。这两个案一翻,华还有戏唱?唯一的解释是,华把叶看成是周派而非邓派。如果真是这样想,他也未免过于低估毛的见识了。毛将邓叶同时解职,当然是认为他们有瓜葛。华连这点都想不到?

华的如此不智的解释只有一个:利令智昏,从篡位到下位的这一段风光岁月,华的表现不仅无能无用,而且暴露华这个人的贪权恋位,死抱住“主席”的位置不放。如果华不是保位,他最迟也应该在三中全会上辞职,不当傀儡主席!叶、邓、陈正是看穿了此点,将华逐步耍弄,最后扫地出门。


六、华国锋不是毛泽东的信徒,是毛泽东的叛徒

华以“忠厚老实”形象起家。口中没有停止过毛主席。直到今天,还有人相信华是为了保卫毛泽东的路线而下台,认为“两个凡是”是华对毛的坚决卫护。是这样吗?当然不是。

所谓“两个凡是”是指华国锋和汪东兴以“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来抵制邓派的反扑。问题是,华国锋真的执行了“两个凡是”方针吗?没有。不但没有,而且完全反毛主席的指示行事。华的两个凡是,有点相当于林彪的“毛主席的话一句抵一万句”,并不是遵行毛主席的话,而是要封人之口。正是由于林彪事件,毛泽东提出了“三要三不要”的指示。“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这三条,点出了党内革命和反革命的区分。林彪搞的是三不要,后来邓小平复出时又是私下拉帮结派、策反马天水,搞离间分化、搞阴谋;华国锋逮捕四人帮时,搞的武装政变更是大阴谋大分裂,而其理由全是无耻的造谣欺骗,都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像这样的反对毛泽东的“三要三不要”基本指示的人,怎么有资格说两个凡是! 

华的虚伪,还可以见诸所谓的每年到毛泽东纪念堂向毛致敬。以毛主席的信徒姿态出现。“外表忠厚,内藏奸诈”应是华国锋人品的恰当形容。打着毛泽东忠实信徒、共产党员、社会主义等招牌,却采取不光明正大的手段,为了自己的贪权私心,断送了毛泽东的十年文革,断送了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断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也断送了从列宁开始的社会主义时代,这样一个人历史上的评价是什么?卑劣无耻的小人与叛徒!这就是对华国锋的历史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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